他们曾经有着令人羡慕的薪水，从事着不错的职业，有众多身份相同的朋友，偶尔感慨着上海的房价但依旧有着幸福感。我们调查发现，艾滋病对于他们的改变，除了肉体上的，更多是心灵上的。他们会变得沉默并隐藏自己，他们试图求救却不敢发出声音，他们希望获得帮扶却要在外界环境的压力才能艰难站起。

　　在第17个世界艾滋病日来临前，记者走近上海白领艾滋人群，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以及就业权利。

　　某种意义上，这个最易被遗忘的群落，更需要我们把视线拉近，然后伸出手。

如何看待染“艾”大学生

　　黄天海

　　辞职是黄天海的无奈之举，“以前的工作常常需要加班、上夜班，但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我从事这样的工作。”黄天海说。另外，由于服药有严格的标准，要吃很多不同的药，黄天海不希望同事看到他每天吃那么多药，“有一种药，服用后需要喝1.5升的水，谁能忍受一个不停上厕所的同事?”

　　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又要到来，这是一年中媒体和公众最关注艾滋病问题的日子，但是铺天盖地的艾滋病宣传却让黄天海(化名)感到不安。“这是一年中最难熬的日子，从电视到网站，时时刻刻都在说艾滋，让我不断地提醒着自己是一个艾滋病感染者。”黄天海说。

　　2002年5月，黄天海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那时候他已经为人丈夫。在经历了绝望、恐惧、无助之后，黄天海坦然面对了现实，“我是一个乐观的人，在上网查看了关于艾滋病的信息后，我知道艾滋病可以控制治疗。”

　　之后，黄天海认识了黎家明，2003年底，他参与了由黎家明主办的上海艾滋病关爱项目——“爱之阳光”，现在是“爱之阳光”咨询热线唯一的专职咨询员。

　　一个月2600元，这是黄天海每个月的药费，对于已经辞职的他而言，这是一笔不小的负担，现在不得不由父母承担。

　　如果不是2003年春节前的大病，黄天海可能永远不会让父母知道他感染了艾滋病，“那场病让我感到自己离死不远了，而面对那时的我，父母不可能再责备我什么，也只能接受现实。”黄天海回忆。也就在那时，黄天海的妻子做了艾滋病病毒测试，“庆幸太太没有感染，尽管如此，我仍然对她充满愧疚。”

　　现在，黄天海依然和妻子生活在一起，“除了刷牙的口杯是分开的，其他的日常生活和以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黄天海说，“但是我知道我们的感情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我不知道我们还能走多久。”

　　让黄天海感到欣慰的是，他参与的爱之阳光项目进行得还不错，“我们的网站点击率已经超过10万。”除此之外，每个礼拜的指定时间，黄天海都会坐在咨询热线前面，接听病友打来的电话，一个电话通常要持续一个多小时，“自己的心理压力已经很大，还要面对那么多的病友需要安慰，这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尽管黄天海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艾滋病感染者服务，但是他觉得自己的力量实在是微不足道，“我希望上海的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能够给艾滋病提供切实的帮助。”

　　close friend变成了good friend

　　小宋

　　“有些病友因为身体不能应付高强度的工作而辞职;有些是因为不想让同事知道而辞职;而我的辞职是这些原因的综合。”如今，自己做老板的小宋有比较自由的时间，他不必在单位服用药物，一切都在家里完成，他不愿意过多地谈现在的工作，他说现在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