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班牙闭幕的世界艾滋病大会,标志着全球防治艾滋病的斗争又掀开了新的一页。专家估计中国大陆2001年底已有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约85万人,且年增长40%以上。防治艾滋病已成为我们刻不容缓的任务。本文拟就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某些“热点”做一些初浅的介绍。
艾滋病研究的热门话题一“辅助受体”
缓解艾滋恐惧症的方法
随着艾滋病的流行,近年有关的科学研究也在不断发展。无论是在病原学、流行病学、致病机理、诊断方法、治疗和预防诸方面都取得不少进展。目前关于HIV感染的“辅助受体”就是重要的研究热点之一。
一般认为HIV通过CD4受体感染人体淋巴细胞、单核巨噬细胞等而导致发病。近年发现辅助受体如CCR5、CXCR4等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CCR5是HIV早期感染单核巨噬细胞的主要辅助受体,但它的△32基因突变对嗜M HIV感染有天然抵抗力。中国人的CCR5-△32等位基因突变率(0.12%)明显低于美国白人(约10%)和欧洲、中东人(约5%),导致中国人有可能更易感染HIV且艾滋病的进展较快。另外,CCR2b-64I突变和CXCR4配基SDF1-3′A突变等也对HIV的感染和病程有影响。目前科学工作者正在研究各种辅助受体的阻断剂来抵抗HIV感染靶细胞,如阻断CCR5的AOP-PANTES、阻断CXCR4的Met-SDF-1等;各种细胞因子调节辅助受体的表达,如干扰素β、白细胞介素2、4,还有细胞内抗体、核酶等,这些抗HIV的新方法不久将有可能用于临床实践。
最近,湘雅二医院艾滋病实验室的专家们研究发现中国新生儿单核细胞和淋巴细胞分泌CCR5的配体RANTES和MIP-1α的能力明显低于成人,导致对HIV更易感且有更多并发症。据此提出了对中国的感染HIV母亲分娩的新生儿应针对性地采取免疫调节的新方法,为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寻找新的对策。
抗艾滋病治疗的新进展
治疗艾滋病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抗病毒治疗。目前已批准用于临床的抗HIV化学药物有三大类共17种,即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8种、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3种和蛋白酶抑制剂6种。其中在我国目前用得较多的有惠妥滋(ddI)、贺普丁(3TC)、赛瑞特(d4T)、双肽芝(AZT+3TC)、维乐命(奈韦拉平)、施多宁(地拉韦定)和佳息患(印地那韦)等。高效抗逆录病毒疗法(HAART)是将上述3大类药物按各种搭配的联合用药,其目标是把HIV在体内的复制压低到检测不到的程度,并提高CD4细胞的数量以重建患者的免疫力。HAART疗法不仅使艾滋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下降,而且大大提高了HIV感染者的生活质量。这种疗法还能有效地减少许多机会性感染,使血液和生殖道中的病毒量下降,即使血体液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的机会明显下降。但HAART疗法存在有付作用和耐药性的问题,而且价格昂贵。我国政府经过努力,今年已将HAART的药费由原来每月7000多元降到了2000多元,给艾滋病人和HIV感染者带来了福音。
另外,近年国内外还开展了抗艾滋病的基因治疗和免疫治疗。用反义RNA或者核酶治疗HIV感染,或使用治疗性DNA疫苗,都能取到一定的效果。随着不断的研究改进,相信不久的将来应可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加强对青少年的性观念性行为教育势在必行
艾滋病在我国已进入快速增长期,其它性传播疾病也发展很快。统计表明我国艾滋病性病的感染者大多数是15-29岁的青少年,近年我国青少年的性观念和性行为较前了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青少年已成为实施艾滋病性病的预防工作和健康教育的重要对象。
国内其它省市的研究显示约2%-30%的大学生有过性经历。湘雅二医院艾滋病实验室的专家今年对长沙地区四所高校的理、工、医、文科各专业在校大学生(18-22岁)进行了匿名抽样调查。在825份有效答卷中,同意婚前性行为、多性伴、同性性行为和商业性性行为的分别占被调查大学生的51.5%、36.6%、11.0%和16.9%,显示我市大学生的性观念中存在着传播艾滋病性病的高危因素。在随后对长沙地区五所中等专业学校的理、工、医、农、文科各专业在校学生(16-19岁)的匿名调查中,520名(205名男生,315名女生)被调查的中专学生中同意婚前性行为、多性伴、同性性行为和商业性行为的分别占32%、29%、7.2%、15.2%。特别令人关注的是有19名男生(9.3%)和17名(5.4%)女生承认已有过性经历,更有人已发生生殖道感染。
无可讳言,目前在社会上的失学少年和待业青年中部分人已有各种高危性行为,但大中学生毕竟是我国青少年的主体和“精英”,他们的性观念和性行为将成为影响整个社会控制和预防艾滋病性病工作成效的重要因素。为此,我们认为对长沙大中学生进行性观念性知识教育和艾滋病性病健康教育已刻不容缓。有关方面应尽快制定相应的措施和课程。同时性观念教育应结合长期的人生观、世界观教育进行,并配合开展学校周边和社会大环境的改造,为我们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而积极努力。
同性性行为和艾滋病
不洁性交是传播艾滋病性病的主要途径,目前全社会都在为反对异性乱交和商业性性行为而努力。但曾几何时,同性性行为作为更可怕的艾滋病传播方式而突显出来。同性性行为包括同性恋(即只和同性别的人发生性关系)、双性恋(既和同性又和异性发生性关系)和偶遇性同性性行为(指在没有异性时偶与同性发生性关系)。国内的多次调查发现:我国人口中约有3%~4%为同性恋者,包括各种职业者和大中学生。如加上双性恋者和偶遇性同性性行为者,男性人口中曾有过同性性行为者可能达到调查对象的10%以上。目前在全国部分大城市包括长沙市,都已发现有同性恋的集体活动场所如酒巴、迪厅,北京等地更有公开活动的浴池和公园等。
调查显示:我国男性的同性性行为具有初次性行为发生较早(平均18岁)、多性伴(平均10人以上)、不洁性交(口交、肛交等)、无保护性性行为(多数人不戴“套”)和商业性行为(同性卖淫)等各种高危性性行为,是明显的艾滋病性病的易感者。同时由于他们还有大量异性性行为(其中一部分人已结婚),又将其感染快速地扩大到更大范围的人群。1996年北京市的调查显示HIV感染者中将近一半有同性性行为,而2001年多个城市调查发现男性同性性行为者中,HIV阳性率已达到5.8%,即高于全国平均HIV阳性率的100多倍。
近年来我国已在部分男性同性恋人群中开展性卫生和“防艾”教育,进行了一些干预工作,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总的来讲,针对这一特殊人群的教育和干预还很不够,同时还受到许多传统观念和偏见歧视的困扰,因此我们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和法学、新闻、医卫各学术界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采取更多切实有效的措施,为实现我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宏伟目标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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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辑:吴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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