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著名的《新闻调查》节目,做了一个名为《同伴教育》的专题。同伴、同伴教育骨干,都是采访对象。节目说,来自权威部门的统计表明,艾滋病传播正呈现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蔓延的趋势,而其中重要的传播途径就是不安全的性行为;那么,如何面对被法律和道德所禁止的非法性交易者,是许多国家防控艾滋病重要而严肃的命题。近年来我国卫生部门和国际组织,在一些地区针对这一特殊而敏感的人群,正在探索一种防控艾滋病的模式——同伴教育。
同伴教育是一种很务实的方式。同伴教育者总是用“同伴”来称呼要面对的目标人群,双方构成很贴近的同伴,从而教育中实施行为干预、防控艾滋传播。相对于其他形式,“同伴教育”的优势在于教育者和受众之间没有代沟、能够平等交流、参与性强,他们有共同语言在一起分享信息、观念或行为技能。当目标人群中的性工作者成为“同伴”之后,同伴教育者与同伴之间消弭了距离、联接了“丝带”、获得了实效。澳大利亚、 挪威、荷兰、加拿大等国家的红十字会实施青年同伴教育项目,都有了宝贵的成效与经验。在我国尚无一部《性教育促进法》的时候,无论是由政府组织还是非政府组织实施同伴教育,都是一个现实可行的渠道。
我们知道,防控艾滋的务虚活动是很容易操持的,搞个广场咨询、发几个免费的安全套,都很省力;但真正有效果的是实打实的务实,做起来就比较费劲了。《新闻调查》节目中有一位同伴教育骨干说得好:对于高危人群中的女性,“不能一去你就说我是中心的什么工作人员,我是来帮助你的呀,或者是我来宣讲什么艾滋病、性病的知识,这样不行的,她们会很排斥的,首先成为朋友以后她不排斥你,她更容易跟你贴近。”《新闻调查》主要调查了同伴教育做得较早较好的云南个旧市,那里的妇女健康活动中心成了同伴们经常光顾的“家”,同伴和同伴教育骨干相互很接近、打成一片;没有这种务实,干预、防控艾滋往往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结果近乎“无效”或“半无效”。
笔者以为,同伴教育应该在我国更广泛地推行,不仅要“纵向到边”,还要“横向到底”。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单位曾发起了“童心红丝带”预防艾滋病同伴教育活动,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进行了试点,口号是:“与艾滋病作斗争,我参与,我有责!”他们选拔优秀少年儿童作为“同伴教育”种子选手,聘请专业老师,通过授课、游戏等方式进行培训同伴骨干,这是“从小学习预防艾滋”的有益尝试。曾经有论者嘲笑这是“防艾滋从娃娃抓起”,其实,只要寻常地去想“艾滋只是一种病”,那么,让一个人从小就知道艾滋作为疾病的基本知识、懂得如何去预防它,没有什么不好。什么叫“防治艾滋病需要全社会普通公众支持”?这就是。
防治艾滋病,在观念问题不成为主要问题的时候,如何“求”到“真”、如何“务”得“实”才是最大的问题。“同伴教育”让我们明白:“红丝带”是不能虚飘在一方身上的,“红丝带”应该真正连着你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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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辑:吴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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