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覆盖了3000名中国地方官员的调查，调查结果令人忧虑。调查表明，有六成以上的官员不知道艾滋病疫苗尚未问世。有三成官员赞成“将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患者与健康人群隔离”。这个调查也印证，少数官员中存在着高危易感行为。调查由艾滋病政策专家靳薇及其同事主导，今年10月份结束，调查的对象是15个省市的部分地厅级、县处级官员。

　　官员、艾滋病、高危易感，这几个关键词一互相组合，显得颇为耐人寻味。“在一部分领导干部中存在高危易感行为，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艾滋病瞄上了官员，乍看起来不可思议，稍加分析并不奇怪。数字显示，落马的官员中95%都包有情妇，并且多数情况二奶数大于一，某些腐败分子热衷于出入风月场所也早非新闻。官员和艾滋病扯上关系，实在没什么好奇怪的。官员和艾滋病还有三点不得不说的关系，倒是让人惊骇。

　　其一、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的官员中有三成赞成“将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患者与健康人群隔离”。这是让人恐怖的结果。“歧视比疾病更可怕”，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疾病本身，而是来自世俗的歧视，周围人的歧视已使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生不如死，更悲的是，主政的官员也加入歧视者的行列。“隔离”，这不仅是一个医学术语，更是一个权利伤害的范畴，让人遗憾的是，我们的某些官员对待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患者，偏偏怀有这种粗暴而无知的思维。

　　其二、调查结果显示，有近四分之一的受访官员认为艾滋病防治与其工作“无关系”，或者“不知道有无关系”。近年来，国家推行的“防艾”宣传不可谓不用心、用力，“防艾”在医学界和民间越来越风生水起，但是更有义务和责任推行“防艾”宣传的某些官员却漠视“防艾”工作，这不能不说是莫大的讽刺。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沈洁说：“艾滋病防治工作是一个老大难，但‘老大’一出面就不难。”既如此，主政地方的官员在“防艾”工作上，就更应该责无旁贷、挺身而出。

　　其三、一些地区仍然将艾滋病疫情当作核心机密。卫生部部长高强说，中国建立了公开透明的疫情通报制度。众所周知，中央政府多次强调各级地方政府要及时公开疫情。遗憾的是，现实并不尽如人意。如报道所称，很多官员都不知道本地已经出现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患者。而某省党校的一位教授去省卫生厅了解艾滋病具体疫情时，被告知此乃“核心机密”。谣言止于智者，恐慌止于透明，惟有正视艾滋病才能更好地防治艾滋病。

　　艾滋病政策专家靳薇说：“无知和歧视阻碍着中国人战胜爱滋病。每一个人，尤其是掌握着“公共话语权”的人，政府官员、教师、研究者、媒体，都有责任为扫除中国人的无知，改变爱滋病歧视而努力。”靳薇把政府官员放在首位，绝非无的放矢，在当下颇有指向意义。某些官员为什么会无知?是真无知还是故意无知?值得探询。

　　“我的时间不多了，最怕别人来浪费我的时间。”这是“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老人的忧心之叹。诚然，光靠垂垂老矣的高耀洁们“防艾”，显然力不从心;单靠有“侦察艾滋病的哨兵”之称的桂希恩医生，来承担起中流砥柱的作用，也不现实;让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患者“自生灭”、自我救赎，更是不值得称道。最可期待的路径是，应让握有权柄的官员担负起职责。而当务之急，“官员们的态度和行为发生彻底转变”，官员先须厘清和艾滋病不得不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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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辑：吴春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