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观察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的活力得到了完全释放，民众的自由度大大拓宽。然而，自由也是有代价的，国门的大开，社会管制的松动，造成的是“泥沙俱下”，吸毒、卖淫嫖娼等一度被消灭的不良现象死灰复燃，伴随这一现象是艾滋病的滋生和传播，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见的挑战。

　　最初，艾滋病是外国人或海外归国人员带到国内的，由于当时国人对艾滋病的常识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每出现一个病例就会造成巨大的恐慌，佑安医院1990年收治的全国首例艾滋华人，就是典型一例，在吉林省，一名劳务回国的H IV感染者病情泄露后，全村人都不和他讲话，像躲避瘟疫那样躲着他。甚至不让他喝村里的井水，最后全村人凑钱给他做路费，让他离开村庄。

　　其后，艾滋病迅速呈扩大之势，从个别沿海省份的大城市到遍布全国，1997年之后，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爆发性流行，有专家这样向记者描述：“开始我们在地图上只标出一点红，后来是一片红，现在全国地图上已经没有空白点了。个别地区已出现了艾滋病患者的大批死亡，蔓延程度已超过非洲。”艾滋病快速蔓延，很大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公共政策应对，对于吸毒、卖淫等容易导致艾滋病传播的活动，政府一直以严厉打击为主，缺少综合的治理之策，公安部门甚至一度把携带安全套作为抓获妓女的证据。严打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使这些艾滋高危人群的违法活动更隐秘，让他们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使公共卫生部门完全与他们失去了联系，这就加大了艾滋病的传播风险。

　　困境之下，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公共政策开始寻求突围，2001年9月，中国政府出台遏制与预防艾滋病的“五年行动”方案，国家在一些地方开始试点为吸毒者提供清洁针具，吸毒者可以享用美沙酮疗法也在全国推广，同时，推广安全套亦普及开来，许多城市提出目标：宾馆、饭店等公共场所的安全套覆盖率要达到100%。这种公共政策转型可以说是“破天荒 ”的，但也是理智的———艾滋病是一种病，既然是病，那它就跟感冒一样，需要治疗，要理解的仅仅是病的症状，而非得病的原因。

　　将艾滋病还原为正常的疾病，不再漠视、歧视，而是纳入到公共卫生的管理范畴，这使得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开始步入正轨。政府对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普及，对艾滋病人的关爱，也让公众非理性的“恐艾”情绪出现消退之势，进而，民间力量参与艾滋病防治燃起“点点星火”。

　　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占总人口的比例较低，但感染者的绝对数却很大，因此，艾滋病防治形势十分严峻，我们之前错过了控制艾滋病大范围传播的最佳时机，这就注定我们在今后艾滋病防治上，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在未来全球艾滋病呈灾难性的流行趋势下，中国艾滋病防治之路，注定艰险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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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辑：吴春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