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世界上典型的“老龄国家”。目前，养老产业在日本发展得如火如荼，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板块，并已建起一整套完整的行业管理制度和准入标准。为了解日本养老产业的发展现状与未来，探讨对我国老年人的健康管理有哪些启示，记者特邀日本杏林大学3位教授，从不同角度加以讨论。

　　老年人口占到1/4

　　记者：日本老龄化到底有多严重？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否能够保障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北岛勉：截至2013年9月15日，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25%，这一比例预计在2023年达到30%。老年人口的增加，意味照顾生病老人、从事老年人日常护理的人员增加，也意味着医疗及看护服务需求增加。

　　刘迪：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分为3类：北欧模式、美国模式，以及介于北欧与美国之间的西欧模式。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于高速增长时期，类似西欧模式。当时，由于财政收入迅速增加以及需要负担的老龄人口较少，这个体系游刃有余。但在经济增长长期停顿、老龄人口大幅增加的新常态下，社会保障体系捉襟见肘，日本目前面临经济、政治体系转型。

　　冈村裕：现行的日本老龄护理体制，是以2000年施行的护理保险体制为中心构建起来的。将从40岁以上国民的保险金、税金的50%作为资金来源，帮助需要护理的65岁以上老人。目前，日本65岁以上人口已超过3000万，到2042年将突破3900万。预计此后，7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比例将持续增加。到2025年，约800万国民年龄将达到75岁以上，那时候，孤寡老人的数量、老年痴呆患者将有所增加，对医疗看护的需要也将大幅增加。此外，由于劳动年龄的人口(15~64岁)减少的趋势将出现，2025年以后，支撑看护保险制度的40岁以上人口将减少。

　　看护成本拖累经济

　　记者：如此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使日本面临哪些社会问题？

　　北岛勉：人口老龄化使财政负担增加，而日本的经济增长形势明显跟不上财政负担的增长幅度。目前，政府从增加患者和申请人负担额度、附加苛刻条件、限制护理服务使用范围等增加家庭负担的方面着手改革。据日本总务省2012年就业结构调查报告显示，兼顾看护老人的上班族为239.9万人，过去5年间因看护老人而离职者有48.7万人，女性占80%。据此推算，每年因护理老人离职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1兆亿日元（约795亿人民币），相当于压低了0.18%的经济潜在增长率。同时，40多岁离职5年后再就职、且工作到65岁者，收入为一直工作到65岁者的65%。企业也间接失去了离职者的经验和技能，在无法找到合适人员替代的情况下，易增加负担、影响正常经营。

　　刘迪：老龄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是一个社会优劣的检验标准。但一个国家应在老龄人口社会保障方面提供多少资源才合理，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目前，日本大量社会资源都消耗在老年人的医疗、养老金方面，给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使技术创新领域缺乏足够资金，同时劳动者的税负、保险支出增加，严重挫伤劳动积极性。随着老龄人口在选民中的比例增高，未成年人的利益无法得到充分表述，促进了“少子化”（未来人口可能逐渐变少）的发展。

　　冈村裕：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家庭的看护负担超过力所能及的范围，成为严重问题。同时，对于老年人长期住院而产生的“住院社会化”（老年人住院不为接受治疗，而是为了长期呆在医院）的批评蜂拥而至。因看护设施不足和家庭看护的局限，医院不得已成了“看护所”，导致看护服务出现让老人整天“卧床不起”或“把药当饭吃”等“质量”问题。因此，老年人看护应向费用较低的上门看护方向转变。

　　政府、民间共同参与

　　记者：日本的养老模式有哪些特点？政府是怎样通过发展产业来帮国民老有所养的？

　　北岛勉：日本的国民健康保险体制于1961年完成，自2000年引入护理保险制度后，65岁以上需要看护的老人，仅需支付少量费用就可以在家中或福利院接受护理服务。由于医疗和护理费用负担加重，日本政府在2014年6月实施了《医疗护理综合确保推进法》，为持续提供医疗和看护服务领域的改革提供了法律保障。尽管该法案在推进相关制度改变，但通过提高申请人的支付额度、限制服务使用范围等来缓解财政负担这一意图显而易见。

　　冈村裕：申请看护服务要经过严格的审核。首先要向保险机构申请“需要看护认定”，保险机构派调查员，收集申请人日常生活的数据，并以该数据为基础，通过电脑模拟判断申请人需要看护的程度。再根据医生提供的意见书作为追加判断材料，由保险机构设立的护理认定审查委员会作出最终判断，并将结果通知申请人。认定结果包括不符合(即可独立生活)、需要帮助和需要护理。之后，核算护理费用，其中，个人要负担护理费用的10%。护理师会在规定的资金额度内制定计划书。可选服务分上门护理服务、区域密集型护理服务、设施护理服务。

　　把看护服务工作变成不同行业人员均可参与的一项公共事业。看护设施领域有一些准入要求，仅限于社会福利组织、医疗组织及地方自治体，但在上门服务领域，以营利为目的的民营企业也可自由参与。选择与什么样的组织签订合约，完全由服务使用者自行决定。这种政府主导的、官民合作应对多样化需求的方针，获得了民间的支持，缓解了养老产业发展中的矛盾。从医疗到福利的转变中，减少医疗成本与保障老年人权利(如个人决定权、选择权)之间没有出现大的问题。

　　增寿命、晚退休，解决养老难题

　　记者：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带来如此严峻的问题，政府如何应对？

　　北岛勉：要解决老龄化导致的财政负担加重等问题，有两个办法：1.提高看护服务质量，使家庭成员能安心工作；2.尽量保证在不接受护理或医疗服务的情况下，也能较好地延长寿命。关于第一点，目前的总体情况在倒退；关于第二点，由于“21世纪国民构建健康运动”从2013年开始启动，该目标已被放在重要位置。2010年，日本男性的平均寿命是79.55岁，女性86.30岁；而能够正常生活的健康寿命，男性是70.42岁，女性是73.55岁，这意味着男性平均有9.13年需要看护，而女性是12.68年。延长健康寿命，缩小平均寿命与健康寿命之间的差距，推迟需要医疗或护理的时间，就成了解决问题的一种选择。

　　预防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等生活方式病至关重要，推动老年人就业也不能忽视。日本于2013年修改了《老年人雇佣安定法》，要求用人单位为将要开始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提供能适应其能力与要求的工作环境。据厚生劳动省调查显示，60~64岁工作人群中，有44%的人希望在65岁后继续工作。据内阁府调查，在问到老年人希望多大年龄退休时，约70%的人希望“70岁以后”或“直到不能工作为止”。但2011年调查结果表明，65~69岁、70~74岁、75岁以上老年人的就业率分别为36.3%、22.8%、8.3%，可见，理想与现实间仍有差距。

　　刘迪：老龄社会中，老年人的消费欲低下，存款远多于劳动者，造成社会消费不足，严重影响经济增长。任何一个老龄社会都必须改变目前的社会、经济政策，找到一条发展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彼此相互促进的方法。

　　冈村裕：日本正在加快构建“地区综合看护体系”，即根据实际情况，确保该地区的老年人在看护、医疗、预防护理、居住以及日常生活等方面得到全方位帮助。即使到了需要看护的程度，也尽可能地保证其不离开生活已久的地方。之所以构建这样的看护体系，是因为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显示，希望“一边接受看护，一边在自家生活”的人占70%以上。随着未来老年人口数量从最高峰逐渐下降，没有必要过多完善成本较高的入住型看护设施，防止未来可能出现的看护设施供给过多的情况发生。